直达期货

10亿的债券违约，最终照样压爆了总资产近2000亿元且拥有华晨宝马、华晨金杯、华晨中华等知名品牌的华晨团体，使其走入停业重整的田地。

虽然有人以“得个伤风就进了太平间”来形容这场停业重整带给人们的意外，但华晨走到今天早就有迹可循。这家曾经开创了一系列“先河”的企业，从降生的那天起，就不停上演着悲喜交加甚至荒唐的剧情。

亲手缔造了华晨的仰融，则是这整部大戏最悲喜交加、功过纷纭的主角。

“到2010年销售100万辆汽车，有200亿利润。2010年我要在华晨培育100个亿万富翁、100个百万富翁，我若是做不到这一点，我2010年前就下台！”

这是仰融在2001年华晨员工大会上的豪言壮语。

仰融的底气来自于这样的事实：1991年，他控股了一家陷入逆境的国企——沈阳金杯，仅一年后，他就将其以“华晨汽车”之名，带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创中国企业外洋融资第一案，引爆华尔街。

今后，他更在汽车领域周全结构，牵手国际汽车巨头，将华晨打造成在海内排名第四的车企，造出被誉为“中华第一车”的中华轿车，点燃了整个行业自主制造汽车的梦想。

然而，就在员工大会讲话的第二年，这位一度风景无限的企业家却变成了“罪不能赦”的人。不只被辽宁省政府扫地出门，还被全球通缉，今后漂泊美国。

仰融出事后，曾引发媒体的普遍关注。但直到那时，也没有人能清晰地还原他到底是怎样的一小我私家，而且迷雾从他的身世就已最先——

没有人能确切无疑地断定他是哪里人，出生于什么家庭，早期有过什么履历，原名是不是叫“仰融”，以及是不是姓“仰”。

在仰融自己的讲述中，他是安徽人，结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次进手术室，事业般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最先既珍惜又藐视生命。”

这个故事在20世纪90年代被媒体流传得很广，不外许多媒体厥后又示意不予采信，由于有人称仰融昔时不在越南，而在江苏江阴的北国镇，跟一个漂亮女人在一起，看上去像一个暴发户。

厥后，有研究者勾勒出一个大要可信的故事：仰融原名仰勇，1957年出生于一个大家庭，有兄弟姐妹，家境不是很好。他从小很伶俐，四处作怪，但不爱学习，上完初中就不上了。这之后，他进入北国镇一家饭馆，从跑堂、帮工做起，逐步学会厨艺，后又跳槽到江阴县的一家大饭馆。

彼时，仰融留给朋友们最大的印象是英气。听说，他曾招待朋友们到饭馆用饭，亲自下厨，做的是店里极名贵红烧鲥鱼，事后险些被老板辞退。

改造开放后，仰融就不做厨子了，转业做生意。他先在江阴县开了一家小商店，没多久又跑到一家外贸公司做推销员。有一阵子，他从江阴消逝了，当他再次泛起时，人们发现他已是一幅暴发户的服装。这之后，他就成了县上的名人，县里流传着关于他“暴富”的种种传说，而他既不认可也不否认。

一种可靠的推测是，仰融那时投靠了体制内的一位神秘人物，双方行使“价钱双轨制”赢利，仰融则是谁人马前卒。厥后他们还涉足贷款营业，从银行和一些部门获取贷款，然后转贷给江阴县的企业，赚取利息差。

不外做这种生意风险很大，国家那时正鼎力整理价钱双轨制，严厉打击相关“经济犯罪”。听说，仰融在警方的一次夜间行动中被捕，被捕时只穿着内裤。

有研究者称，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以是仰融才尽力否认自己是江阴人，并将名字从“仰勇”改为“仰融”。

以上说法若属实，仰融就是一个“盖茨比”式的人物——一个小人物拼命抹去与过往有关的一切痕迹，最先为自己构建一个“了不起”的故事。

运作沈阳金杯赴美上市，是仰融做的第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一亮相就名震寰宇。

1989年秋，仰融脱离了江阴，带着400万元去上海炒股。这400万元听说来自他哥哥仰瀚名下的公司，是一笔通过刊行企业债券获得的融资。那时的股市是冒险者的乐园，管金生、朱焕良等人行使市场早期的杂乱转眼富贵，仰融也随着有样学样，赚了不少钱。

有钱之后，仰融最先像盖茨比一样包装自己，他租下上海东湖宾馆一幢法式花园别墅，最先结交显贵。其间，他结识了一位影响其人生走向的主要人物——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徐文通。

徐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与仰融算半个老乡，那时是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同时担任华银的老总。徐文通很喜欢仰融，将其先容进自己的朋友圈，那都是一些政商界的大人物。

这对有如师徒的组合看上了那时“搞活国企”的机遇，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是沈阳金杯。

沈阳金杯建立于1987年，是一家由50多个小型汽车修理厂和部件厂拼凑成的国有独资企业，主要生产海狮牌客车，不外一建立就深陷财政逆境。为了融资，金杯老总赵希友申请到刊行股票的资格，设计刊行1亿股，每股1元。赵希友花了一年多时间，使尽浑身解数，效果只卖出去一半。就在这时候，仰融泛起了。

“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仰融对赵希友说。不久，他向沈阳金杯汇去4600万元，一代传奇就此上演。

仰融先去香港建立了一家名为“华博财政”的投资公司，然后让“华博财政”到百慕大注册建立“华晨汽车”，后又让“华晨汽车”吸收他所收购的金杯股票。这之后，他又飞到美国考察华尔街，并高薪聘用曾在美林证券做事的会计与金融学博士汪康懋为兼职照料，还拉着有强烈爱国心的汪康懋跑到华尔街，神采奕奕地说：“我要让五星红旗插在这个地面上。”

厥后，汪康懋以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为仰融事情，他组建了一支豪华的项目团队，团队成员包罗投资银行家、会计师和状师，其中有许多大牌。

这些大牌并不领会沈阳金杯，但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大好机遇，由于这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家外洋上市公司。不外他们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以什么样的名义上市。

假如以“私人企业”的名义上市，则市场想象空间不大，更何况，走那条路就需要仰融提供财政泉源证实，而这是仰融的死穴。

苦思冥想之后，仰融想出一个异常高明的方案：先建立一家具有官方靠山的非营利性机构，然后将所控制的金杯股票挂靠在该机构之下。这样想象力有了，资金泉源也无需证实，一石二鸟。然而就是这个高明的方案，却在厥后导致了仰融的出局。

1992年5月，在仰融多方奔走之下，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海南华银和华晨团体等四家单元，提议建立非营利性机构——中国金融教育生长基金会，其中华晨团体为现实出资人，仰融则为现实控制人。基金会的建立彻底扫清了上市障碍。

10月9日，沈阳金杯以“华晨汽车”之名，上岸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开盘后一起大涨，当天即从16美元飙涨至20.125美元，3天后又狂涨至34美元，惊动华尔街。这起IPO厥后被哈佛商学院收为经典案例。

回国之后，仰融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彼时，他在接受采访时绝不谦逊地讲，“外国人以为我是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第一人。”

只管已经把金杯客车运作上市，但仰融对于汽车业仍提不起兴趣，他那时的志向是用“金杯模式”搞活更多国有企业，但现实告诉他这条路走不下去。

金杯上市后，仰融对原来的老总赵希友说，“我卖力搞钱，你卖力造车。”厥后他便带着知己脱离了，跑到上海寻找新猎物。彼时，他雄心壮志地试图打造一个包罗钢铁、电力、化工、电子、电讯和制药等子公司的团体。为了制造新闻效应，他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大型研讨会，主题定为“辅助中国大型企业走向国际资源市场”。

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场危急正向他迅猛袭来。

首先，有关部门最先以“未经批准，非法上市”为由观察金杯客车，嫌疑“让外资（现实是境外壳公司）在国有企业里控股，造成沈阳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

其次，刚建立的证监会忠告仰融，推广赴美上市履历属于“非法”行为。

最后，赵希友因沈阳市长武迪生在一次出差途中坠机身亡而被“退休”，导致华晨内部大乱，业绩迅速下滑，股价更是从最高时的34美元，一起跌至3.5美元，且仍有下探迹象。

这时候，美国媒体也最先雪上加霜，纷纷指责华晨“基本不懂汽车”“赴美上市纯属骗钱”。卖力上市事务的美国状师也忠告仰融：“一旦投资者提起诉讼，华晨极有可能赔得精光！”

在海内，仰融同样遭到忠告，有中央高层稀奇召见了他，说：“这股票上市可不是好玩的，搞欠好会影响国家形象，拿出设施来！”

这一刻，仰融突然意识到自己坐在了火山口上，他向向导保证：“不把金杯客车搞好，不在汽车制造业站稳脚跟，绝不回归资源市场！”

仰融再次回到金杯是在1994年年底，他这时才发现公司虽然已经上市两年，但整体仍是老国企的样子——谋划体制迂腐，僧多粥少，还被美国会计师事事务所查出“财政问题”。更难以置信的是，公司居然为了养活旗下一家座椅厂，将花3000万元入口的丰田原装座椅放在仓库里烂掉。

“不能再由着金杯汽车，我们（华晨）要接受金杯客车（合资公司）治理权。”仰融对下属说。他这么讲是有底气的，由于华晨是占股51%的控股股东。随后他造访了沈阳市的新向导班子，提出了接受金杯客车的申请，并答应两三年管欠好自动交权。市向导赞成了，他们也没有更好的设施。

这之后，仰融任命其得力干将苏强出任金杯客车总经理，对公司举行周全整改。

苏强那时刚满29岁，意气风发，再加上深受仰融熏陶，很有冲劲儿。他先是整理公司人事，大规模辞退不合格员工，整肃纪律。厥后他又整理经销商系统，竣事了各自为政、随意订价的无序竞争，改而执行天下统一售价，并严禁跨区域销售。

为了制止泛起不良账款，他要求经销商先押30%的车款，余款可通过银行汇票支付，金杯客车则在经销商提车后第6个月到银行结算汇票。此举彻底改善了金杯客车的财政状况，到2000年，其销售额到达63亿元，其中35%为现金，65%为汇票。最后，他整理了采购系统，让那种“买劣而不买优”的征象不再发生。

在苏强大刀阔斧改造的同时，仰融自己也行动起来，他请两名高级工程师给自己上课，培育自己对汽车行业的兴趣和判断力，此外还在1995年年底赴日本考察金杯的互助方——丰田汽车。他对丰田的“精益生产模式”极为着迷，一回国便组织中层干部赴日培训。

这些改造到1996年已初见成效，仰融决议顺势推出一款新车，扬名立威。新车型叫“海狮SY6480”，是一款对标长春一汽“小解放”的客车，不外形状和质量都比小解放好，售价也更低，为6万-10万元。

之以是对标一汽的产物，是由于一汽曾在沈阳市政府安排下，在华晨刚获得治理权后，强势进入金杯客车，并控制了董事会。虽然一汽厥后因无力扭转局势而选择退出，但仰融自此与一汽结下了梁子。让仰融尤其不能释怀的是，一汽老总耿昭杰一直瞧不起他，总是跟他显摆小解放。他立誓，有朝一日，一定要造一款比小解放更牛的客车。

这款客车造好了，但仰融并没有急着量产，而是拿着图纸去找耿昭杰。他对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一定就不行了。”随后他话锋一转，示意可以以5000万元的价钱把该车型卖给一汽。最后他总结说，“这个情形，我是转达给你了，若是你不赞成，我就按我的方式干了。”效果，他被耿昭杰请出了办公室。

这之后，仰融便量产海狮SY6480，与一汽打擂台。资料显示，该款车第一年的销量突破1万辆，之后又增进至2万辆，4万辆，到2000年更到达10万辆，成为中国轻客市场的老大。小解放则一战即溃，陷入严重亏损，仅两年后就消逝了。

依附这一战绩，仰融在国产汽车行业建立了伟大声望，偕行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局外人居然翻了天。

一战成名之后，仰融最先挑战更高的目的——生产轿车，而且要打造一款逾越一汽“红旗”的“中华第一车”。这个决议既有出自对市场的考量，也有意气的身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最先激励私人购置轿车，购车热潮最先泛起。不外，市场上的车大多为外国车，且比外洋一致产物贵几倍，国产车则品种既少，也不上档次。仰融刻意改变这种局势，他曾在1993年考察过韩国汽车市场，他以为人家能行，我们为什么不行。

仰融一最先没想单独搞，而是想跟偕行互助生产，他找了东风、一汽和本田。但这几家都不搭理他，以为他疯了——刚做出一款脱销客车，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轿车是谁都能搞的！

求人不如求己，仰融决议自力造轿车。他先是找到一位业内资深老专家——符世枢，符世枢告诉他“上轿车不是什么大事情”。厥后，他们就跑去欧洲考察，先去意大利，后去德国，观光了法拉利、兰博基尼、菲亚特、奔腾和宝马等国际汽车巨头。

考察时代，仰融发现这些国际巨头并不追求大而全，而是接纳零部件全球采购制，博采众长，为己所用。这种做法异常相符他的理念，回国之后，他告诉团队，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最要害的是掌握知识产权，完全可以用资源手段撬动那些被闲置的汽车研究院和设计机构，而不是用个铁丝网把自己圈起来，鼓捣出一个次品，自己还稀奇自满。

1997年年头，仰融建立了一个代号为“M1”的项目小组，任命符世枢为小组长，开发轿车项目。为了让项目小组放开手脚，他对符世枢说，“你们就当有无限的资金可用，睁开思绪，恣意地想。”

仰融可不是在开空头支票，为了获得生长资金，他又最先运作华晨赴香港上市。1999年10月，华晨汽车正式上岸港交所，股票名称“华晨中国”。

车型方面，仰融最初计划生产一款家庭轿车，这也是一汽和东风的做法，但却遭到符世枢强烈否决。符世枢说，那种车型是面向工薪阶层的，但中国的工薪阶层消费不起，华晨最好生产一款B级公务车。仰融听从了这个建议。

1997年上半年，仰融控股了一家陷入逆境的“军工厂”——沈阳航天三菱发动机制造公司，初步解决了发动机的问题。

这之后，他又带队到意大利都灵寻找设计公司，设计设计一款售价在15万-18万元，形体宽大的三厢B级轿车。6月尾，他找到了互助伙伴。

至于零部件，他则效法国际汽车巨头，接纳采购制，不外局限限定在海内，这样利便与互助厂家协调。

1998年早春，意大利设计公司最先完工，仰融看到轿车模子时激动不已。这之后，他又到德国采购生产线，向沈阳市政府申请项目用地，然后只争朝夕地建设新工厂。

为领会决科研瓶颈，仰融还于1999年5月牵手清华大学，组建清华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清华方面原本允许在研究院的名字中加“华晨”二字，但仰融没有加，他说，“企业不冠名，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清华慷慨提供手艺支持。”这种谦卑的姿态让清华方面异常感动，更专心地支持华晨，支持仰融。

当一切准备稳健后，仰融决议给这款轿车取一个大气的名字，最终他选择了“中华”二字。

1999年9月28日，第一辆中华轿车被运抵北京，并在清华大学展示。当天嘉宾云集，政府相关向导也来了，仰融则神气十足地泛起在舞台中央，以极富感染力的语调最先演讲。他说，这车“开起来像宝马，坐起来像奔腾，而价钱却像桑塔纳。”“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向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

那一刻，他感受自己像一个“民族英雄”。

仰融没有推测，让他引以为豪的中华轿车，居然迟迟进不了《汽车目录》，这个目录相当于汽车行业的“准生证”，进不了目录就无法上市。

造成这样的局势，仰融自己也有责任。他搞轿车项目从来没有跟主管单元申请过，他就自顾自地搞，以为只要他搞出“中华第一车”，政府不会不给他“准生证”。显然，他失算了。

另一个坏新闻是，金杯的客车项目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市场占有率有下滑的迹象。为了打开局势，仰融决议寻找一些新项目。

第一个新项目是中兴汽车项目。1999年秋，仰融考察了一家位于河北保定的皮卡生产企业——野外汽车，这是一家不错的皮卡生产商，有很好的车型和大批目录，但却因投资失误而陷入逆境，已经歇工数月。仰融看上了野外汽车旗下的中兴汽车，由于中兴的车间结构与生产线造型与金杯的极为相似，若控股中兴，则既可以扩大客车产能，又可以拓展皮卡生产线，一石二鸟。很快，他就跟野外方面杀青收购协议，并接受了中兴汽车。

中兴项目还引出了宝马项目。在仰融之前，宝马曾对中兴汽车示意过兴趣，但迟迟未做决议。仰融以为，既然你宝马要找中资互助伙伴，干嘛不找我大华晨？于是他跑到宝马北京代表处跟人家谈互助，并以购置10多辆宝马车作为见面礼。不久，他把代表处的卖力人请到沈阳考察，对方在考察后赞叹地说，“走遍中国，只有中华轿车的生产装备可以共线生产宝马，尤其是涂装装备，跟宝马手艺是同步的。”厥后，宝马总部答应与华晨互助。

这之后，仰融还于2000年获得了一个跟美国通用的互助项目，生产雪佛兰“开拓者”越野车和S10双排座皮卡。2001年年头，他又入主了位于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准备生产一款紧凑型多功能商务车和一款经济型家庭轿车。

经由此番结构，华晨旗下已有金杯客车、中华轿车、宝马项目、金杯通用、三江雷诺“五朵金花”，旗下营业则涵盖整车制造、发动机生产、零部件供销以及汽车分销等领域，被偕行惊呼为“第四汽”。

华晨的业绩则更出彩，资料显示，2000年，华晨的年营收到达63亿元，税后利润18亿元，占有轻客市场60%的份额。为了庆祝这一成就，沈阳市政府还专门为仰融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奖励仪式，授予其“声誉市民”称呼，并勉励其再接再厉，为建设“中国底特律”再创佳绩。

次年，《福布斯》杂志将仰融评选为“中国第三大富豪”，净资产达70亿元。这一刻，仰融的事业和声望都到达了巅峰，不久他便急速坠落。

终结仰融好运气的是罗孚项目，这原本是一个异常不错的项目，却最终成了仰融的滑铁卢。

罗孚项目立项源自发动机问题。一最先，仰融为中华轿车配备的发动机来自沈阳航天三菱，即他收购的那家发动机制造企业，但轿车下线后他发现这款发动机动力不足，与车型不匹配，便要求三菱方面更新手艺，提供新型发动机，效果被三菱回绝了，他只好寻找新的供应商。

厥后他从宝马那得知，英国罗孚汽车做发动机起身，二战时曾为军方生产过喷气式发动机，这家公司现在陷入了财政逆境，正在全球寻找买家。他以为这是个好机遇，便跑到英国考察，发现其发动机果真不错，另外车型也很好，便决议收购。

让仰融下定刻意收购的，是吉祥的李书福也看上了罗孚汽车，而且跑得很勤。罗孚最终选择与仰融互助，由于他更有实力。

互助协议于2001年下半年杀青，对于仰融而言，这是一个可以用“胜利”来形容的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有四条：一、华晨与罗孚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其中华晨为控股方；二、罗孚协助华晨完成中华轿车的发动机换代，并在发动机上使用“中华”商标；三、罗孚旗下所有产物都挪到中国生产，且在华售价不得高于欧洲；四、华晨可以使用罗孚的零部件供应系统，且无需负担分外用度。

这套设计若是真的被落实，华晨的造车实力将大增，并有可能挑战前面的三家对手。但这一天终究没来，由于仰融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执意把项目地点选在浙江宁波，而不是辽宁沈阳。

做出这样的选择，仰融有多方面的思量。好比宁波拥有深水港，航运业蓬勃，便于大宗装备的入口和罗孚汽车的出口。此外，宁波地处长三角经济圈，周边汽配市场蓬勃，可有用降低零部件的采购成本。再者，宁波毗邻上海，拥有人才、理念和市场优势。不外，让仰融最终决议舍沈阳而选宁波的原因是，2001年3月，沈阳政界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市长慕绥新和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因贪腐而被捕，一同涉案的官员高达122人，震惊天下。

仰融虽然与贪腐案无关，但平时与涉案官员走得近些也是有的。他很忧郁自己会重蹈金杯老厂长赵希友的覆辙，昔时赵希友就是在市长更改后被“退休”的。在仰融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华晨虽是金杯客车的控股股东，但市政府曾在华晨拿下金杯治理权后不久，执意引入一汽，一汽随后便与华晨争取治理权，仰融基本争不外人家。厥后一汽因无力扭亏而退出，否则仰融早在1995年就出局了，哪还有什么“中华第一车”和“五朵金花”。

从那以后，仰融就有意识地在东北之外收购产业，包罗河北保定的中兴汽车和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他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罗孚项目是一个战略级项目，是最好的那颗“鸡蛋”，仰融决议不把项目放在沈阳，甚至不放在辽宁，而这个决议激怒了沈阳市政府和辽宁省政府。

沈阳市政府之以是禁绝把罗孚项目放在外地，是由于沈阳正在打造“中国底特律”，成为海内主要的汽车工业基地，而罗孚项目能大大推动这一历程。在市向导看来，你仰融怎么能把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廉价外人呢？沈阳养了你这么多年，岂非养出一个白眼狼？

沈阳市政府的心情是可以明白的，在已往十年，他们对华晨险些有求必应，像个宝贝疙瘩一样地捧着。一位向导甚至委屈地说，“为了华晨，我们连买裤衩的钱都垫出来了。”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整个罗孚项目居然是仰融背着他们与英国人谈成的，这是赤裸裸的倒戈！是可忍孰不能忍！

不久，沈阳市向导将这件事上报到省里，希望省政府为他们主持公道。彼时的辽宁省省长只管认同仰融找一个与罗孚项目相匹配的港口城市，但他也以为把罗孚项目放在大连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抛给仰融“大连方案”。令他没想到的是，仰融居然不买他的账，铁了心要走，而且搞起了单边行动。

到这时，仰融已经与宁波市政府杀青互助协议，宁波市政府一次性批给华晨3000亩土地，每亩只收5万元。此外，宁波市政府允许华晨介入投资宁波跨海大桥项目，听说该项目建成后的日营收将跨越1000万元。

2002年3月21日，仰融还跑到英国与罗孚汽车宣布互助新闻，并一次性向罗孚支付手艺转让费1500万英镑。不久，他又向宁波市政府支付了1亿元的土地转让费。

与此同时，他在宁波建立了一家自力于华晨的公司——正通控股，作为运营罗孚项目的中方实体。为了壮大自己的阵容，他还建立了一家职工持股公司，约请3000多名华晨员工入股，并让这家公司与正通举行股权交流。做完这些之后，他仍然以为不扎实，于是又在5月专程跑到五台山祈福，不久更跑到上海瑞金医院“治病”。

惋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辽宁省政府最终决议夺回华晨汽车的控制权，理由是华晨的提议人是中国金融教育生长基金会，而这家非盈利机构是“国有资产”，不是仰融的私产。

6月18日，在辽宁省政府的安排下，华晨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董事会主席、总裁等职务，继任者则是仰融时期的“四大金刚”（吴小安、苏强、洪星、何涛），其中出任总裁的是一直打理汽车项目的苏强。而苏强一上任，便以“立项有误”为由，终止了罗孚项目，为此赔付了2亿多元。

仰融眼见这一切时已身在美国，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发泄脾性的手段就是抛售股票——6月25日，他把小我私家名下的港交所股票全数抛掉，套现近9000万元。

这仍不能令他解气，于是他又在10月3日以“大股东”的身份，召开股东电话会议，宣布撤职新上任的治理层。效果，新治理层对外发表声明称：“仰融先生在本团体的治理、运作和营业的介入是微不足道的。”

这下把仰融气坏了，他决议抨击。10月14日，他以“华博财政”的名义，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诉讼中国金融教育生长基金会侵占其“小我私家资产”。北京市高院则于12月2日驳回了诉讼，并遵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将案件移交辽宁省公安厅。

实在辽宁方面早就准备还击了，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正式批捕仰融，并发出了全球通缉令。

仰融也不示弱，2003年1月和8月，他分别向百慕大法院（华晨的注册地）和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要求后者将“本属于”华博财政的股权还给他。这两场起诉均以失败而告终，后一场甚至惊动了中国司法部，搞得相关部门很不愉快。

这之后，仰融彻底死心了，他知道一切已无法挽回。

“四大金刚”上台后执行了一套甩掉“仰融门路”的新政策，而这套新政策给公司生长带来了灾难性影响。

为了稳固华晨的局势，辽宁省政府给予继任者“四大金刚”异常优厚的待遇，允许他们以0.95港元的价钱，认购相当于“华晨中国”总股本9.45%的股票。

同时，辽宁省政府还解决了众人心怀忌惮的“基金会问题”。2002年年底，财政部批准华晨团体以0.1港元1股的价钱，收购中国金融教育生长基金会所持有的14.4亿股华晨中国股份。

“四大金刚”还获得了一份大礼——中华轿车进入了《汽车目录》，可以上市销售了。厥后，他们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中华轿车上市仪式。仪式上，苏强高调宣称，“到2010年，产销汽车78万辆，发动机产能90万台，利润68亿元，销售收入1300亿元，占中国汽车市场10%的份额。”这个目的，只比仰融早前对员工许诺的目的小一点点。

中华轿车上市后受到市场热捧，不到一个月，经销商就接到8000多张订单，北京的一些客户甚至现金提车。

然而这种热销局势并没有连续太久，中华轿车很快就受到市场冷遇。2004年，中华轿车的销量比前一年下降了15%，跌至1.09万辆，项目亏损达6亿元。同年，华晨的净利润从仰融脱离前的9亿元，暴跌至4860万元。

“四大金刚”出局之后，辽宁省政府一再换将，但没有人能够阻止华晨衰落。

2004年，仰融曾试图修复与辽宁省政府的关系，称以前的一切都是“误会”，并示意愿意接手华晨，“宁愿折寿、减命”，也要再造绚烂，但他的提议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这时代的华晨，自然是摇摇欲坠。直到2005年12月尾，时任大连市副市长的祁玉民，空降到团体出任董事长，华晨才逐渐走向稳固。

祁玉民到华晨后，一度也是豪情万丈。但最近的新闻却显示，他是个“坏人”。

华晨团体正式停业重整不到半个月，祁玉民就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观察。此前，便有舆论以为，正是由于祁玉民任上放肆借贷的盲目扩张，才让华晨债台高筑、病入膏肓。而他被观察则显示，不清扫华晨盲目扩张背后，实在是有他小我私家清晰的利益主张。这也是许多问题国企的通病。

综合媒体新闻，对挽回华晨无望的仰融，则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汽车大梦。

2009年头夏，他便重出江湖，宣布了一个新的造车设计，而且同样是大手笔：设计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建设一个产能300万辆的汽车项目；同时在中国投资400亿-450亿美元，建设一个产能100万辆的汽车项目和300万套的发动机项目。

这个大新闻惊动一时之后，就再无相关公然报道，但仰融至今还在依托其新身份香港上市公司正道团体（ 股票代码01188 ）主席，以及单一最大股东，不停提议造车新挑战。

2017年4月，有媒体报道称，仰融将通过已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有结构的正道团体，继续造车梦想。在昔时举行的上海车展上，正道团体一举宣布了三款自称续航里程远超特斯拉，一次完全充电可达1000公里的观点电动车正道H600、五座SUV正道K550、七座SUV正道K750，而且提出了总规100万辆，首期30万辆的大目的。

仰融之子Carter Yeung也以正道团体董事局主席稀奇代表、正道石墨烯手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现身现场，为梦想见证。

3年已往，正道汽车依然没有走上正道，只是偶然传来仰融还在起劲的新闻。

2020年4月24日，正道团体宣布称，该公司与该团体主席兼该公司单一最大及主要股东仰融订立一份股东贷款协议。

凭据协议，仰融赞成于2020年5月31日或之前向正道提供股东贷款，本金额最多达1.6亿港元，为免息及无抵押，以解决该团体营运资金需要。

戋戋1.6亿元，对汽车事业和习惯大手笔的仰融来说微不足道，但它至少解释，仰融还在继续他的造车梦。

难知华晨停业重整的新闻传到仰融那里，仰融是叹息，是气忿，照样会拍着大腿庆祝，谁谁谁终于遭到了报应。

无论哪种，他和华晨的这出戏，终归都是悲剧，几十年的跌宕与争斗，走到最后，满场看不到任何能称之为乐成或赢家的人。